今年年初，在广东经营餐饮店的王羽（化名）因为生意波动，短期出现资金周转压力。就在他频繁搜索“如何协商还款”后，很快便接到了某“法务公司”的电话。
对方在电话中承诺：“不用你自己沟通，我们专业团队帮你处理，可以停止催收、延长分期，甚至减免利息。”但前提是，需要先支付一笔“服务费”。
起初，王羽并不相信。但在对方不断展示“成功案例”、“协商截图”、“客户反馈”后，他最终支付了近万元费用，并签署了一份所谓“债务优化服务协议”。随后，对方开始指导他：不要主动接金融机构电话、所有沟通统一交给“老师”、按照模板统一陈述“困难证明”、暂停正常还款，“先谈成功再说”。
后续，王羽从“老师”口中得知，他们以自己的名义编造暴力催收、流程瑕疵等理由，集中向多个渠道反复投诉，同时利用伪造的经济困难证明材料与金融机构持续纠缠。所谓的“老师”告诉王羽，“沟通没有用，就是要闹，闹得越大，他们才会重视，目的才会达成。”
王羽的案例，折射出金融黑灰产惯用的一套牟利逻辑：利用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，通过切断联系、制造对立与煽动情绪，从中收取高额“代理维权费”或“债务优化费”。而为了自身生存与持续牟利，部分金融黑灰产会不断放大这种对立关系，鼓动消费者以“闹”的方式施压，并对所谓“维权成功”的案例进行大肆包装和传播，营造“越闹越有效”的错误认知，进而助长了按“闹”分配的不良风气。
按“闹”分配本质上是一种对规则与契约的侵蚀。很多金融黑灰产会向借款人灌输一种逻辑：“正常协商没用”、“越闹平台越怕”、“投诉、曝光、举报才有效”、“只要施压，就能减免债务”。于是，原本应基于契约、规则、理性协商的机制，被逐渐替换为“谁情绪更激烈、谁施压更大，谁更容易获得让步”。长期下来，会形成一种错误预期，不是守约的人得到更多，而是更会闹的人得到更多。这就是按“闹”分配的底层逻辑。
实际上，“闹”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以王羽为例，金融黑灰产“闹”了几个月后，事情并没有朝着“减轻压力”的方向发展。由于长期失联、还款中断，王羽的账户已经出现多笔逾期，且因为非法中介的介入与欺诈，导致问题不断升级，最终错失与金融机构沟通协商的时机。与此同时，此前向金融黑灰产缴纳的服务费也无法退回。更严重的是，在掌握了王羽大量身份信息、借贷信息与通讯录后，中介机构又开始向其推销新的贷款产品和“资金周转方案”，试图继续收费。
金融行业本应依靠信用、风险定价、契约精神和标准化流程维系运行秩序。但在金融黑灰产的煽动与操盘下，大量恶意投诉被批量制造，正常维权机制被异化，有限的监管资源也因此被无效消耗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一些原本用于保障合理诉求表达的信访渠道，正在沦为金融黑灰产非法牟利的工具。有机构调研发现，信访投诉中约30%—40%可追溯至黑灰产教唆、诱导下的恶意举报行为，其结果就是，正常维权通道被挤占，公共行政资源空转，而真正有困难、需要帮助的人的诉求无法得到及时响应和处理。
除了这些真正有协商诉求的声音被淹没，更深层的危害在于，金融黑灰产的介入会不断抬高金融机构的风险与运营成本，进而压缩普惠金融的覆盖空间，使原本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的长尾人群，被逐渐排除在金融支持之外，并导致社会整体信用成本的增加。
按“闹”分配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它会形成可复制的社会心理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合规沟通效率低、极端表达反而有效、制造舆情能获得特殊对待，就会形成一种逆向激励，“老实人吃亏，激进的人占便宜。”这种示范效应，会逐渐侵蚀社会对规则、公平和责任的共识，也会从根本上瓦解“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的沟通协商、服务优化等方式，妥善化解问题”的认知，带来治理失序的潜在风险。
伴随“代理维权”、“债务优化”、“反催收”等金融黑灰产活动不断蔓延，其煽动的对立情绪与按“闹”分配歪风正在对消费者权益、金融秩序以及社会信用体系带来严重危害，也引起了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高度重视。
2025年以来，国家层面持续部署金融领域“黑灰产”违法犯罪集群打击行动，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；行业层面，多家机构共同推动反黑灰产联盟建设，加强信息共享与联防联控；企业层面，越来越多平台主动与监管、公安等部门协作，通过线索移交、风险溯源、悬赏举报等方式，加大对金融黑灰产的打击力度。其中，乐信旗下分期乐近期发布悬赏公告，设置最高100万元奖励，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金融黑灰产违法违规线索。而过去两年间，分期乐已协同多地警方累计侦破相关案件近百起，打掉专业化犯罪团伙26个，百余名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严惩。
业内普遍认为，治理金融黑灰产不仅是维护行业正常经营秩序，更是在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社会信用基础。唯有遏制按“闹”分配歪风，让理性协商回归规则、让非法牟利失去空间，才能真正构建更加健康、透明、可持续的金融生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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